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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公元前四世纪）越王勾践在渚山种兰，乃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种兰第一人。为纪念勾践，后人把渚山命名为兰渚山，把兰渚山下的集市命为花街，并把兰渚山下的驿亭命名为兰亭。魏晋以后，兰花从宫廷种植扩大到士大夫阶层的私家园林，并用来点缀庭园，美化环境，唐代，兰蕙种植发展为一般庭园和花农培植，宋代是中国兰花史的鼎盛时期，明清两面代，兰艺又进入了昌盛时期。随着兰花品种的不断增加，栽培经验的日益丰富，兰花栽培已成为大众观赏之物，想必像范与兰一样的兰痴也不会少。 　　妻说：“你喜欢，你吃，吃得胖胖的。” 鼓　　吹牛皮而成鼓，其实是一门灭绝了的绝技。至于后人引申出其它众所周知的含义，实在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误会。这和历史的本源无关。　　　　　　　　　　　　　　　　　　　　　　　一　　蒙鼓而吹，击之有声，以动军心。鼓，就这样在经历了一场对生灵血腥的屠杀后诞生了。一如它激昂的雷鸣之声，铿锵威武，雄健有力。但是，它在等待发现，等待横空而出的那一刻。　　庄公十年的一个早晨，它终于遇到以“肉食者”鄙的军事谋略家曹刿。一如它的诞生，这也是一场杀戮，是一次永垂青史的战事。　　长勺之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此前，没人能预谋实力悬殊的一场战争，会因鼓而以弱胜强。是曹刿将它推向了极至，使它一跃成为了战争的主角。而后，又成了“考君德，养士气”的有力佐证。在此之前，在有限的战争意义上，鼓仅仅是一种摆设，一件与战事无关的道具。没人会注意它，启用它。　　从此，鼓，一鸣惊人，破空而出。　　两千多年后的一日，当老师又一次讲谈《曹刿论战》时，鼓已离我们远去，返回到不可知的从前，留下了谜一样繁复多变的隐喻。　　是鼓，摧毁了一个时代的军事和政治秩序；是鼓，宛如疾病的隐喻一样，唤起了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戕杀，杀戮，或者是闻风丧胆。　　击鼓，由此而成为考量英勇、果敢和谋略的试金石。在《左传》之后，得到了世人的拥爱。人们由此也记住了以鼓盛名的曹刿，好象在木牛流马后记住了诸葛孔明一般。　　　　　　　　　　　　　二　　回到唐朝，鼓从战争也回到了和平。放马南山，偃旗息鼓。没有了硝烟的鼓变得自在从容。它被竖在宫中，和优雅的女娥一起，陪伴达官显贵三弄沉香烟炉。击鼓成了一种娱乐，就像今天人们热衷于卡拉OK一样。　　于是，鼓，便褪去粗砺的外表，远离了趟着尘土的战场，换上新衣，成了黄胄一员。　　张艺谋在电影《十面埋伏》中，为我们再现了大唐盛世里歌舞升平的华丽场景。一个聋子，美丽的聋子，在豆子催鼓回响的引领下，用飘逸的丝带快速地掠过一面面竖鼓，就好象六月的艳阳天下，麦子快乐的呻吟声一样。鼓声，委婉悠扬；丽人，翩翩而舞，竟没有一点秋霜般的杀气。在这里。鼓及击鼓所产生的隐喻，是那样暧昧，以至于在主流的政治话语中经久不衰，让人很容易产生一种太平世俗社会里所能包容的冲突和大碍。　　唐朝的鼓，是盛大的鼓，也是激昂的鼓。它的声音传到的日本朝鲜等很远的疆域，并影响了他们直至当代的生活。回到唐朝，鼓的精神已经和谐地融入了那个永远令人激动，永远令人颤栗的辉煌。　　但是，没有多久，鼓很快又被硝烟和鲜血所吞噬。　　历史回到了它的起点。　　　　　　　　　　　　　　三　　在硝烟和鲜血之外，历史再次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若干年后，鼓能够再次名动天下，要归功于骂曹的祢衡。　　狂放不羁、刚傲多才的徐渭和魏国鼓史祢衡一样，以一出杂剧《狂鼓史渔阳三弄》，怒龙挟雨，冷水浇背，酣畅淋漓地倾泻了自己郁积心胸的怨气。在剧中，鼓，不再仅仅是一件道具，它已经和那个氛围融为一体，凝滞、沉重而又肃杀。　　它是含怨的见证。　　它是宣泄的工具。但它不再有鼓舞士气的喻义。　　通，是量词，用于动作。向曹的祢衡在一通鼓后，历数曹操滥杀无辜、扼杀人才等不得人心的罪状。一通鼓，是一腔腔怨恨 />　　那年秋天，我父亲因病住院了。早上入的院，直到晚上，也不见用什么药，只轮流来了几个实习生乱问乱压乱摸了一阵，然后开了几十张化验单，害得父亲的衣服穿上了又解开解开了又穿上。晚上，父亲疼得实在受不住了，我就去请大夫。大夫来问了几句，声色俱厉地批评我们：你们不想治病吗？这肠胃上的病，三分治七分养，你们怎么能乱吃呢？　　事后我们明白大夫说的话在理论上是很正确的，但当时却让我们很紧张。我们面面相觑，一致认为这是没有给大夫塞红包的缘故。同病房的人也劝我们：快给大夫表示表示，只有先表示了，大夫才会认真地查病，及早地用药，病人才能少受一点痛苦。　　我问：那你们是如何表示的呢？　　他们有的说是送了一篮鸡蛋，有的说是送了两条好烟，有的说是托了熟人说了情，也有的讳莫如深。考虑到给父亲看病的大夫是个男的，而且我已看见他抽烟了，于是我决定给他送两条烟，两条好烟。第二天，我像个侦探一样盯着他的梢，跟到了他家。他收下了烟，说了些客气话，让我放心，说他一定会尽心尽力的。过了两天，他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说经过他这两天里的观察与分析，认为我父亲的病不轻，需要转一个科，由专门的医生去继续治疗。　　这当然是重视病人生命的正确做法。　　但两条烟就这样打了个水漂儿，不见了。　　到了另一个科，一打听，“专门的医生”竟是个女的，父亲一听，眉头一皱，我一听，心里也叫了一声不好：不能送烟，不能送酒，现在只能送钱了，而我长这么大，还不曾送过钱呢。送东西还算是人情，还好送，可是这送钱，算是什么呢？怎么给呢？随便拿钱给人不是用钱打人家的脸伤人家的尊严吗？　　一天一夜，又是几个实习生的乱问乱压乱摸。　　一天一夜，又是一边忍受着疼痛一边等待。　　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还不见“专门的医生”来上班，问了一下，知道她就住在医院里，就去她家里找。敲开门，她正在化妆，竟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我说明了请她快点给我父亲看病的意思，并且红着脸掏出了两张飘子胡乱放在她家的一个什么地方，嘴里不知胡乱说了些什么话，就跑出来了。　　她果然很快就来了，白大褂，白口罩，甚至还戴着白手套，一副白衣天使的神圣模样。我恭立一旁，看着天使在我父亲的肚子上用指尖摸电一样小心且又飞快地摸了几下，又站在父亲的两米以外文质彬彬地问了几句，就把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工作转交给了护士：她口授了处方，签了字，走了。　　到下午，输液瓶终于出现在了我父亲的面前。而且是三大瓶，丰盛得好象是两张飘子换来的优待。好象有一个声音在说：请你吃好！喝好！　　我父亲的肚子果然一天比一天大了，我们对这个“专门的医生”的不相信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了，我们要求出院，到别处去治。我们已经把两张大飘子给了她，我们再不能把命也给她。我们宁可再一次塞红包。　　在另一个医院，当我把又两条烟送给主治大夫，从他家出来后，我心里一阵轻松和放心，觉得我把父亲生的希望寄托给了一个可以信托的人，我想：他既然收下了我们的礼物，肯定会尽心尽力地给我们治病，至少他不会对我们板着个脸横加训斥了。　　这是不是我们对世界一厢情愿的想法呢？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塞红包，但这偏偏不是最后一次，没有几天，父亲病情恶化，得紧急手术。在一个好心的护士提醒下，我在手术室外拦住了主刀医生，我说我有话要对你说。他好象知道我要做什么，就自己朝光线阴暗处走去。当我给他口袋里塞钱时，他表情平静自然，态度和蔼大方，让我顺利地完成了我的事情。我说了一大堆拜托他如何如何的话，他只说了一个字：　　嗯。　　我却觉得他真是一个好大夫，相反，那些推推诿诿的大夫倒让我们觉得怕－－怕他不接受我们的钱从而草菅我们的人命。　　老人们说：为人一世，不走的路要走三回。其实何止三回！给医生塞红包，不论是正中了他的下怀，还是恰恰伤害了一个好人，当然都不是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少交医院一分钱的医药费，我们本应该在医生护士面前理直气壮，可是，我们还得不停地塞红包，因为我们对医生不能放心，医生们也没有做出让我们放心的表示，他们做出的只是让我们不能放心的表示。　　所以我们只好塞红包。　　红包，其实正是黑包。　　红包，一张虚假的红，包着一叠真实的利益，它一天一天地成了我们这个时代赤裸裸地追求实惠的象征，也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堕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