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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已有近半年没回家了。刚参加工作，我是每个月都回家；结婚以后，改成两个月回去一次；有了儿子，两个月一次也做不到了。每次回家，母亲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说：“我昨天夜里梦见‘青’呢，估计是你们要回来了。”或者是：“昨天我看见好几只喜鹊在门口的树上呷个不停，我就知道它是在给我报信哩！”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我笑说：“妈，你别迷信，有这么灵吗？”妈总是说：“灵啊灵啊，回回都灵验得很咧。”紧接着要问我这回请了几天假，能在家住几天。父亲话不多，每次我们回家，他总是喜欢把电视专门调到点歌台，把声音调得大大的，听那些“做事”的人们点播的那些洋溢着喜庆的歌，用他那独特的方式烘托出欢乐的气氛。而我，却总是以工作忙为由，每次回家最多只在家呆四五个小时，吃一餐饭就匆匆忙忙走了。事实上，我并没有所说的那么忙，有时甚至是撒谎。 。我问她的工作去向时，她说走遍天下哪里也没有家乡好，城市里喧嚣污染，盗匪横行，人情淡漠。她以后就回来。看来她说的是真心话。 建国五十多岁了，也不显老，精精神神，快快乐乐，不知老之将至，飘飘然如神仙……我说：建国，你这个人算是老来福了。他说，是的，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没有烦恼的事儿，一个人再能求啥呢？ 十几天一晃就过去了。我得离开这个美丽的山村了。我得又去那个城市更叠荣辱，案牍劳形了……望着这个绿荫掩映的港湾，我真想问建国： 我退休后想来你这儿，你答应吗？ 更让我们苦恼的是孩子们的基础之差出乎我们的意料，老刘教数学，第一次测验下来，能及格的没几人，老黄教英语，每天听写单词，找不到几个能完成。我呢，教语文，第一次写作文，介绍我的家乡，能写上三百字的全班只有一人，且错别字连篇，书写歪歪扭扭，无法辨认。我们都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好差事，但既然染上了，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刚来的时候，本地的几个教师看到村里的干部对我们挺好，颇有几分不服气，都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想看看我们到底有多大本事。为了名誉，我们必须接受人家的挑战。我们很快适应了离家的生活，把所有时间花在学生身上，好在学生只有20来个，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对他们进行单独辅导，往往小学放学很久以后，我们才让学生回家。当然这有点不太人道，也不符合当前教育发展的趋势，有人也许会指责我们加重学生的负担，不顾及学生的身心健康，但除了多流汗我们找不到提高学生成绩的更好办法。我现在还能准确地说出学生的名字：王举，一个腿有点不方便的小男孩，老是记不住单词。宋鹃，女生，喜欢唱歌，最怕做数学题。宋丹，一个漂亮的女生，她爸爸是村长，喜欢写作文。杨波，个子挺高的一个男生，喜欢打篮球。杨平，他母亲去世了，穿的衣服经常很脏┅┅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带着他们到山上摘野花，采茶叶，比赛爬山，背诗，唱歌，或者带他们去电站的机房，听上班的工人给我们介绍各种机器，一路上留下我们的笑声，常有村民愉快地看着我们。到了年底杀过年猪的时候，常被学生邀请到他们家做客，晚上醉熏熏地回到学校。有一次下雪，回来的时候，满地的白光，有一只野猪从我们身边溜过，吓了一跳，当我们回过神来，它已经钻进了树林深处。 “给我捏捏肩膀吧——”父亲硬装出一个微笑：“你看，天一阴，我的肩膀就疼得厉害。人老了，一点小病就挡不住了！”我知道，他是装给母亲看的，宽她的心。 不是么，言行举止上的趋同性是大多数人的处世标淮，很多人没有自已的思想，也没有自己的语言，顾左右而言，唯唯喏喏，人云亦云，拾别人的牙慧，捡他人的余唾，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当“应声虫”，不表露自已的情感，不讲出自已的意见，将其形容为“喽罗”一点也不过份。有的则吱吱唔唔，不知所云，讲了等于没有讲，漫无逻辑，语言乏味，这种人不开口还好，一开口则费时费事，浪费听众的生命。一些“聪明”之人则大玩语言游戏，开口如同滔滔江河，一泻千里，侃侃而谈，妙则妙矣，可听到发晕也是一头雾水，不知云里雾里，绕山绕水究竟卖的什么药。“喽罗”也好，吱唔也罢，玩游戏也可，虽形异但神同，在不表露自已的思想、不讲自已的观点、不说实话等方面，异曲同工，如出一辙。
